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三月十七日,北京城外,大顺军的炮声一阵接着一阵,仿佛在向大明王朝索命。
困守城中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召来自己的妹夫、驸马都尉巩永固,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巩永固是支持迁都南京的大臣之一。上一个月,他还跟崇祯说,愿意亲自招募义兵护驾南迁。
此时,崇祯问他:“你之前跟朕说,可召集数万义兵随朕南下,今天还能做到吗?”
巩永固无奈地说:“今天来不及了!”
崇祯说,你先前说可以一呼百应,现在又说没人了,这是为什么?
巩永固回答道:“之前还有时间集结人马,如今事态紧急,人心尽乱,难以叫人来护驾了。”
崇祯听了慌慌哒,又问,那你们率领家丁护送我南下,行不行?
巩永固与其他大臣赶紧说:“家丁哪里抵挡得了贼兵的锋芒?况且臣等都是老实人,不敢私自蓄养家丁。”
次日,京城失守。万念俱灰之下,崇祯来到城中煤山自缢而死,以“君王死社稷”的方式结束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。
从诸多史料可知,在亡国之前,曾有一个迁都的机会摆在崇祯面前,他没有好好珍惜。
“南迁之议”被提上日程,讨论了两个月之久,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。这成为崇祯最后的遗憾,也为这个风云激荡、疑窦重重的甲申年,留下了又一个谜团。
▲假如南迁成功,崇祯是否可以改变煤山自缢的命运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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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南迁之议,一说始于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崇祯与时任内阁首辅周延儒的秘密会谈。
当时,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未威胁到京师,但是清军再次入塞大掠,引起了崇祯的警惕。
此前不久,清军在松锦之战中击溃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,俘虏并劝降明军大将洪承畴、祖大寿,打通了明朝苦心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。随后,清军从墙子岭(今密云北)分道进军,数月间连破蓟州、真定、河间、临清等地,掳走了数以万计的人口、牛马,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,所过之处城池残破,生灵涂炭,声势震动京师。
崇祯一边派周延儒督师御敌,一边以“边寇交织”为由,私底下与周延儒商议迁都南京的可行性。
南迁的风声很快传到了后宫。后妃们比较八卦,一下子就聊开了。
崇祯的老婆周皇后好几次暗示说,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家(“吾南中尚有一家居”),表明了支持丈夫迁都的想法。
天启皇帝的遗孀懿安皇后张嫣,却表达了保守的看法,她对周皇后说:“有外人传言要南迁,这一定是周延儒在误导皇叔。”之后,张皇后亲自找到崇祯帝,说:“宗庙陵寝都在此,能搬到哪里去?”一向偏执的崇祯听了,起初有点恼火,但看在皇嫂的面子上,不好意思发脾气。
恰好清军大掠后北归,北京暂时安全了,随后周延儒因罪免职,崇祯帝便放下了南迁的念头。
转眼间到了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春天。
▲1644年,李自成称帝,向明朝发起总攻。图源:影视剧照
这年正月,李自成在西安称帝,建立“大顺”,乘胜挥师东出,势如破竹。二月初,大顺军从关中渡河挺进山西,攻克军事重镇太原,剑锋直指京师。
李自成的迅猛攻势,让崇祯措手不及。
一个多月间,崇祯帝几乎每天都寝食难安,他接连下罪己诏、勤王诏,对部下封官许愿,对起义军招抚诱降,想以此感化民心,挽回败局。
在那篇文辞优美的罪己诏中,崇祯承认,朝廷赋税加派过度、官吏巧取豪夺,使百姓负担过重,才迫不得已地起兵叛乱,此皆“朕之罪也”。他希望农民军保持冷静,表示一定痛改前非,只要起义军愿意“反正”,可“耕田乐业,永为王民”,等等。
讽刺的是,诏书刚下,拱卫京师的大同、宣府(今张家口市宣化区)两大重镇就被大顺军攻陷了。
▲明朝北京及周边地图。图源:中国历史地图集
明朝中枢已然暴露在起义军咄咄逼人的视野下,崇祯面临的最大困境,一是没兵,二是没钱。
自从陕西孙传庭的主力部队大败于农民军后,明朝在北方几无精兵可用。曾经威震东北的关宁铁骑在松锦之战后就一蹶不振,由吴襄、吴三桂父子率领的数万兵马镇守在山海关,处于清军的虎视眈眈之下。
崇祯也拿不出可供各地军队勤王的兵饷。
史载,当崇祯召见久于边事的吴襄时,问及兵饷的情况,有这样一段对话。
崇祯问吴襄:“你们父子手下有多少兵啊?”
吴襄老实交代,现在我手头还有三万余将士,其中骁勇敢战的精锐,只有三千。
皇帝又问:“需饷几何?”
吴襄答道:“百万。”
崇祯帝当时就震惊了,说现在皇宫内库只有七万,就算砸锅卖铁,最多也只能凑到二三十万给你们当军饷。
很多人听到明朝国库没钱,都是一种“真的吗?我不信”的态度,以为是崇祯抠门,不肯拿钱出来,还相信这样一种说法:明亡后,李自成进京,从明朝国库中搜出“库银共三千七百万,金若干万”。
这是清初有个投靠清朝的文人杨士聪写了本《甲申核真略》,带头造的谣。后来有些史学家信以为真,就抄录了这一数目,都相信崇祯国库里真的藏有几千万两银子。
同时期的一些史料却佐证了崇祯帝对吴襄说的情况。如《流寇志》:“内帑无数万之藏。”《国榷》:“内帑无数万金。”
朝廷拿不出钱,将士们自然也不肯卖命。
当大同、宣府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,崇祯下诏调遣兵马入京勤王。
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踟蹰不前,还没到北京崇祯就上吊了,他后来的事迹广为人知;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受伤,拒不奉诏,逃到南方去了;密云总兵唐通倒是来了,但他先降李自成,后降多尔衮,荣登《贰臣传》,后来还被清朝皇帝嘲讽说,这哥们不肯给前老板出力,投靠我们后也没立下什么功绩。
崇祯十七年春,告急的战报如雪片一样飞来,城内孤立无援,国库空空如也。
崇祯想要绝处逢生,最靠谱的方法,也许还是南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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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李自成的兵马准备直取京师之时,崇祯十七年(1644年)正月初三,崇祯帝召集大臣议事,商议如何保卫北京城。
面对满清与大顺的东西夹击,众朝臣唇枪舌战,争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。
此时,一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员引起了崇祯的注意,他建议崇祯放弃北京,迁都南京。
李明睿是江西南昌人,天启年间进士,当时任“左中允”。这是东宫詹事府下一个专掌记注、纂修之事的六品小官,本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,但他的“御寇之策”让崇祯有些心动。
史书记载,此次廷议之后,崇祯帝屏退左右,单独召见了李明睿。
李明睿说:“如今正是危急存亡之秋,只有南迁一策,可缓解目前的局势。”
崇祯犹豫不决,说:“此事重大,未可易言,未知天意如何?”
李明睿一听都急了,我好言相劝,你还想着问老天爷。
他对皇帝说,天命这玩意儿,善则得之,不善则失之,现在天命靠不住,人定则胜天,而且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,皇上就不要迟疑了,等到贼军打过来,想要跑路就来不及了。
崇祯帝此时终于“坦诚相见”,说:“此事我早有想法,但无人支持,故而推迟至今。现在你的想法与朕不谋而合,但假如其他大臣不同意,为之奈何?”崇祯还警告李明睿此事关系重大,不可泄密,万一泄露,你小命就没了。
李明睿接着向崇祯献计,连南迁的路线都帮他想好了:“不如四路设兵,山东、山西、河南,此陆路也;登州海船、通州运河,此水路也。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,二十日抵淮上。”
说到最后,崇祯连连点头,说:“朕知道了。”
所谓李明睿献策的真伪,历来众说纷纭。
这则史料最早出自清朝顺治年间邹漪所撰的《明季遗闻》,而邹漪的老师叫吴梅村,吴梅村又是李明睿的门生。因此,早在清朝就有人质疑邹漪“颇为李明睿粉饰”,夸大了其在南迁之议的作用,写下近似小说家言的密谈细节。
但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一种情况:面临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,明廷部分官员发起了“南迁之议”,有关迁都的声音,开始萦绕在崇祯周围。
南迁的首选对象有时不是崇祯帝本人,而是他16岁的长子朱慈烺。
《明史》记载,当年二月,左都御史李邦华秘密上书,请求崇祯帝固守京师,并仿永乐朝故事,由太子监国南京:
我国家并建两京,原以供时巡备据守,皇上即不南迁,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,一系天下之望……号召东南,共图灭贼。
▲明代的《南都繁会图》(局部)。图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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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崇祯朝廷而言,迁都南京有先天的优势。
明朝开国之初,朱元璋即位于应天(今江苏南京),称应天为京师,确立了应天的首都地位。
尽管朱元璋在位期间多次与群臣讨论迁都,备选的建都之地有汴京、关中,乃至朱元璋的老家临濠府(今安徽凤阳),但直到朱元璋去世,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。
明初洪武、建文二朝,大明帝都一直是南京。
建文帝在位时,他那个野心勃勃的叔叔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,从其镇守的北平(今北京)一路南下打到南京,夺了皇位。
北平作为明成祖朱棣的龙兴之地,被视为理想的定都之地。于是,朱棣历经多年,实行迁民北上、营建北京、建造紫禁城等一系列举措,于永乐十八年(1420年)下诏迁都北京。
但是,朱棣没有完全违背祖宗之制。在迁都北京后,明朝仍以南京为陪都。
有明一代,明朝实行特殊的两京制度。
在南京设有一套与北京各机关平行设置的中央机构,宗人府、六部、都察院和五军都督府等一应俱全,只是各机构名称前都加了“南京”二字,与北京各机关互不统属,且官员多由年高资深的大臣担任。比如明朝中期,五朝老臣王恕任南京兵部尚书,名望极高,“天下倾心慕之”,当时流传一句民谣:“两京十二部,独有一王恕。”
明朝的南京,不是一个摆设,而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。一旦国家有变,北方失控,南京便可在短期内成为明朝中枢,主持天下大局。
另外,从经济的角度说,南京所处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,是大明王朝最重要的赋税来源地,至少不差钱。
而从明末的天下大势来看,崇祯十七年(1644年)初,南方总体上相对安定。天灾和民变还没有对江淮南部以及更南的广大地区形成较大冲击,江南各地方政府也没有像陕西、河南、山西等北方行省一样,陷入农民军的包围而完全失去控制。
▲明朝南京及南直隶地图。图源:中国历史地图集
南迁虽然可耻,但是有用。历代王朝有过不少南迁的经历。
北宋末年,靖康之变前夕,金军兵临城下,宋徽宗就撒腿往南跑,他先是禅位给太子赵桓(宋钦宗),自己连夜从开封逃出,前往江南避难,自称“教主道君太上皇”,好不逍遥快活。宋钦宗一把鼻涕一把泪,不情不愿地给老爹收拾残局,好不容易才等到金人退兵。
宋徽宗一听说金兵退了,随即返回京城,但被软禁于宫中,防止复辟。没过多久,金军再度发动南侵,把北宋朝廷一锅端了,徽宗、钦宗都被押送去五国城(今黑龙江依兰县)流放,受尽屈辱。
北宋灭亡后,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建立南宋政权。他比他爹还能跑,先是从北宋的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逃到扬州,后来又逃到明州(今浙江宁波),还被金人追击,吓得逃到海上,等到金兵撤离江南后,才将临安府(今浙江杭州)定为南宋的“行在”。
定都南方后,南宋享国152年。在军事上,南宋利用长江防线,前与金朝、后与蒙元长期对峙,而其经济之繁荣、文化之辉煌、人才之众多,也是历史上各个偏安政权中的NO.1。
从诸多方面来说,宋朝南迁并非历史的倒退,反而使汉唐以来的中华文明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。
在南宋之前,唐朝安史之乱期间,有唐玄宗南迁成都,实现了唐朝中央机构的安全转移,之后其子唐肃宗在灵武即位,号召各路唐军平叛。西晋永嘉之乱,也有司马氏皇室与北方士民南渡,在建康(今江苏南京)建立起东晋政权,延续魏晋文脉。
明亡后,很多人说起“甲申南迁之议”,未尝不扼腕叹息。
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认为,崇祯应该迁都,而不是去上吊。他说:“国君死社稷,正也,迁国图存,权也,权而不失乎正也。”
▲崇祯皇帝画像。图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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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想要迁都,崇祯需要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,以免自己独自承受放弃宗庙社稷、祖宗陵寝的不孝罪名。
鉴于李明睿、李邦华等南迁支持者势单力薄,崇祯将“南迁之议”摆上台面,希望经过朝廷公议来决定此事。
这一下子就引起大臣们的争论。
身微官卑的李明睿依旧坚定地鼓励崇祯南迁,他正式上奏,劝崇祯帝以“御驾亲征”的名义南下。
他在奏疏中说:“今日最急,无如亲征。京营甲兵不下十万,近畿召募得数十万,圣驾一出,四方忠义必有闻风响应者。”
此时,京城小干部李明睿扮演的是“南迁派”大臣的代言人。
反对南迁的“留守派”大臣立即派出代表与李明睿针锋相对,力阻南迁。
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,指责李明睿的奏疏是异端邪说,还说不杀李明睿,不足以安定人心。
留守派有自己的一套说辞。
在明朝,北京不止一次陷入围城的困境。
明朝正统年间发生“土木之变”,连明英宗都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了,之后于谦却指挥北京保卫战,成功使京师转危为安。
嘉靖年间的“庚戌之变”,俺答汗率部包围北京,当时朝廷也没迁都。
更重要的是,在这几次危机中,力陈南迁的人都被视为奸臣。
当初,瓦剌进逼北京时,大臣徐珵(后改名徐有贞)主张南迁,遭到训斥,差点儿被斩首,结果于谦组织军队,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。徐有贞从此遭到朝廷的取笑,长期得不到升迁。每次说到他,别人的反应都是,这不是那个提议南迁的老徐嘛!
徐有贞对此怀恨在心,后来虽然协助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,担任首辅,但也被后世称为小人。
到了明末,大臣们想起这件事,很容易把支持南迁的人当做另一个“徐有贞”。
如果他们为南迁振臂高呼,迁都成功还好,最后若是没迁成,轻则身败名裂,重则身首异处。封建士大夫大都爱惜名节,不愿为此冒险。
当反对派大臣异口同声地指责李明睿妖言惑众时,崇祯只好无奈地说,你们怎么这么双标呢?一样是“邪说”,你们都专攻李明睿,却不责备光时亨。
更多的大臣选择保持沉默,一味明哲保身,不置可否。
朝中议论纷纷时,崇祯让内阁首辅陈演表态,甚至直接把话挑明了,这事儿你帮我担待着点儿。
等到开会时,陈演却只知道“演戏”,每次崇祯逼他发言,陈演都只是笑笑而已。看着陈演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,崇祯气得一脚把椅子踢翻了。
归根到底,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
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,良田美宅带不走,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,他们跳槽到新公司,总比南迁之路四处颠簸来得轻松。
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。崇祯皇帝在位17年,虽然忙里忙外,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,不轻易相信别人,喜欢杀大臣。
粗略统计,崇祯执政17载,共轮换内阁大学士50人,并且下令处死2人,换兵部尚书 14 人,处死 5人,还下令处死总督7人,巡抚11人,留下诸多疑案。
对这样一个皇帝,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。
南迁之议的争论,一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都没讨论出结果。
这种无休止的廷议一旦兴起,只会引起各派党争,留下一地鸡毛。
崇祯帝对此叹息道:“朕非亡国之君,诸臣尽为亡国之臣。”
在生命的最后几天,崇祯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“诸臣误朕”,他把南迁之议的破产甩锅给大臣,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▲年少即位的崇祯帝。图源:影视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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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崇祯本人对南迁的心态很矛盾。
他曾经暗中作南迁的筹备工作,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,查看沿江车马舟师情况,又下密旨命天津官员冯元飏准备三百首漕船,在直沽口待命。
明亡前夕,冯元飏还派其子携带紧急奏疏入京,建议皇帝从海路迅速南迁。当冯元飏之子听到南迁已经罢而不议时,只能饮泣而返。
可见,南迁之路几乎铺好了,崇祯却迟迟没有行动。
一是他不愿背负骂名,“遗恨于万世”。因此,崇祯企图将南迁的责任推给朝臣,却没想到这一计划并没有得到更多大臣的响应,而是陷入争论不休的混乱之中。
二是崇祯不愿放弃至高无上的皇权。
当时,南迁之议的另一个方案就是李邦华提出的:太子南下,皇帝留守。
这也是唯一能让南迁派与留守派达成妥协的折衷方案。
但是,太子南迁,势必以崇祯帝本人为牺牲品。
这就是光时亨提出反对时说的:“幸太子往南,诸臣意欲何为?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?”你们说可以护送太子南下,那等太子到了南方,是不是要做唐肃宗,把他老子赶下台啊?
二月二十八日,这是决定南迁之策的关键一天。
此时的崇祯已经心力交瘁,他无法给李明睿、李邦华等南迁派大臣肯定的答复。
他的立场已经向留守派倾斜。
在召见诸阁臣时,崇祯直言道:
祖宗辛苦百战,定鼎于此土,若贼至而去,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?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?且朕一人独去,如宗庙社稷何?如十二陵何?如京师百万生灵何?逆贼虽披猖,朕以天地祖宗之灵,诸先生夹辅之力,或者不至于此。如事不可知,国君死社稷,义之正也。
对派太子去南京监军的方案,崇祯以太子少不更事为由否决,说:“朕经营天下十几年,尚不能济,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!”
至此,两个南迁方案都宣告破产。此时,距离李自成进京不到一个月。
当南迁之议接近尾声时,驸马巩永固仍上书劝说崇祯早日迁都,并说愿意召募数万义兵护驾南下。
崇祯问:“义兵何易?”
巩永固信心满满地说,别说几万人,如果陛下不再坐守京师,而是亲征南下,将会有数十万人响应。
这是最后一次南迁机会。
等到李自成攻入皇城的前一天,崇祯帝再次想起这件事。他找到巩永固,可巩永固说,都到这个关头了,您让我上哪里给您找人去?
当时,大顺军直抵城下,已经封锁了崇祯南下的道路。
紫禁城外,李自成的敢死队“孩儿兵”砍伐树木,制成云梯,随时都会攻进来。崇祯换上轻便的靴子,“出中南门,手持三眼枪,杂内竖数十人”,想寻找出城的路,但发现根本跑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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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死的这一天,崇祯写下最后一道诏书。这是一道血书遗诏,也是他与这个世界的诀别:
朕自登基十七年,虽朕薄德匪躬,上干天怒,然皆诸臣误朕,致逆贼直逼京师。朕死,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,自去冠冕,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朕尸,勿伤百姓一人。
在求死之前,崇祯先命太监取来破旧衣帽,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与9岁的永王朱慈照、7岁的定王朱慈炯乔装打扮,让他们伪装成平民百姓的模样,赶快出宫逃难。
临别之际,崇祯像一个普通的父亲,耐心地告诉儿子们:“你们乘乱逃走,要改名换姓,遇到年老者要称呼为老爹,遇到年轻者要呼之为叔、伯,见到年幼者,要以兄弟相称。其他如文人、军人、官人等,务必谨慎小心,加以区别……”
说罢,崇祯已经泣不成声,左右宫女、太监无不痛哭。
之前劝说崇祯南迁的周皇后,早已决心与崇祯同死社稷,她在涕泣之后,走进坤宁宫,悬梁自尽。
对爱妃与女儿,崇祯更是采取歇斯底里的方式,只希望她们不要落入乱军之手,遭受侮辱。一些史书说,崇祯持剑砍杀了备受宠爱的袁贵妃,又挥剑砍伤了女儿长平公主,公主本能地用左臂一挡,手臂折断,当场昏厥过去。
经过一天的血战,天已微明。
崇祯帝在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,在杀人与自杀的悲怆中,来到了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下。
李自成进京后,不久便搜捕到了明朝南迁的最后希望——太子朱慈烺。李自成没有处死这个年少的太子,而是说:“汝无罪,我岂妄杀。”
朱慈烺很勇敢,对李自成说:“如是当听吾一言,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,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,三不可杀吾百姓。”
李自成点头答允。
朱慈烺感觉到李自成对明朝众臣的担忧,又说了一句,你放心吧,文武百官最无义,明日一定来向你朝贺。
果不其然,很多当初反对南迁的大臣,转眼间就拜倒在大顺军的旗帜下,前来投降的明朝官吏多达一千三百余人。
李自成因此更加相信朱慈烺“文武百官最无义”的说法,认为明朝官员坏透了。
于是,大顺军对在京官员大肆拷掠。李自成让部下刘宗敏制作了几千副夹棍,用严刑峻法逼迫明朝官员交出家财。这些官僚、勋贵、地主被用刑后连连求饶,被迫拿出成千上万的白银,之前阻止南迁的如意算盘转瞬成空。
李自成败于清军后,大顺军的胜利果实被清朝夺取,太子朱慈烺在乱军之中下落不明。
有人说,崇祯虽未南迁,但他的自杀,是一种“以死求生”的方式,不仅留下“国君死社稷”的美名,也唤起了各地人心的震荡,激励那些忠臣良将继续为大明复仇,掀起了南明抗争的风暴。
▲永历皇帝朱由榔,1662年被绞死于云南,标志着南明政权的覆灭。
历史学者魏斐德却认为,崇祯不采纳南迁的建议,也不遣太子去南京,只是便宜了清朝。崇祯的优柔寡断,最终使清朝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,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,并依靠这套系统,进一步统一南方。
南迁的失败,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。
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,包括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,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、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,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,派系倾轧,内耗严重,最终抗清失败。
人家清朝也有理由说的,我带的是什么朝廷,我的天下是从闯贼手中夺过来的,你们这批人是什么人,什么明朝王爷都在僭位,他有这个能力吗?
招抚江南时,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致书,直斥弘光朝廷为非法政权:
夫君子之仇,不共戴天。《春秋》之义,有贼不讨,则故君不得书葬,新君不得书即位,所以防乱臣贼子,法至严也……国家之抚定燕都,乃得之于闯贼,而非取之于明朝也……兹乃乘逆寇稽诛,王师暂息,遂欲雄踞江南,坐享渔人之利,揆诸情理,岂可谓平?
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,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,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。这样的南明政权,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。
但历史没有如果。
参考文献:
[清]张廷玉等:《明史》,中华书局,1974
[清]谈迁:《国榷》,中华书局,1958
[清]计六奇:《明季北略》,中华书局,1984
[清]谷应泰:《明史纪事本末》,中华书局,1977
[清]彭孙贻:《流寇志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3
樊树志:《晚明史:1573―1644年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3
(美)魏斐德:《洪业:清朝开国史》,新星出版社,2013
陈生玺:《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》,《文史哲》 2006年第03期